私募消息:前日产CEO竟然“畏罪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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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 | 2020-1-2 09:28
摘要: 一位全球最大汽车集团的CEO兼董事长,竟然在保释期间,从严防死守的警察眼皮底下,利用假护照和私人飞机,通过机场海关并逃往了海外。

 

       一位全球最大汽车集团的CEO兼董事长,竟然在保释期间,从严防死守的警察眼皮底下,利用假护照和私人飞机,通过机场海关并逃往了海外。

  怎么听都像是来自好莱坞电影中的桥段。

  然而就在近日,日产汽车前CEO卡洛斯·戈恩就亲身上演了一出真人版“肖申克的救赎”,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前日产CEO兼董事长、前雷诺CEO兼董事长、前三菱董事长,前AvtoVAZ(俄罗斯车企)董事长,同时还是前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CEO兼董事长。这位曾经拯救过日产,且一手打造出全球最大汽车联盟集团的64岁老人,在日本的形象,一夜之间从漫画中的“英雄”成为了人民眼中的“过街老鼠”。

  2018年11月19日,戈恩刚下飞机就被日本特搜部以“过少申报自身报酬”、“公款私用”等多个指控逮捕。同时日产当时的CEO西川广人在新闻发布会中,宣布戈恩从董事会除名,称这是日产内部调查的结果。

戈恩认为这是日本的“阴谋”和“政治迫害”,多次通过多种途径表示自己人权受到侵犯,但却孤掌难鸣,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或许戈恩认为再这样下去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索性不陪日本当局玩了。前一阵戈恩“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到了黎巴嫩,并于12月31日发表声明指责日本当地司法制度:“以有罪为前提,无视基本人权。”

  戈恩认为这是日本的“阴谋”和“政治迫害”,多次通过多种途径表示自己人权受到侵犯,但却孤掌难鸣,无法造成任何影响。或许戈恩认为再这样下去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索性不陪日本当局玩了。前一阵戈恩“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到了黎巴嫩,并于12月31日发表声明指责日本当地司法制度:“以有罪为前提,无视基本人权。”

  好莱坞大片之拯救戈恩

  戈恩在保释期间住在东京的豪宅中,有大批警察和监视设备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近乎贴身的监控似乎让他毫无逃跑可能。

  圣诞节假期的一个夜晚,他请来了一个乐队进行新年表演,乐队经过了严格的搜查和安检后进入戈恩府邸,大概所有人都没察觉有任何异样,丝毫无人怀疑这几个乐队成员的真实身份。

(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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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表演结束后,乐队迅速收拾完乐器箱子,随后很快离开了,而身高为1.7米的戈恩就藏在其中一个箱子中。

  随后“营救小组”并没有选择戒备森严的东京大机场,而是直接赶至大阪关西小机场,在那里经过精心乔装打扮的戈恩使用一本假护照骗过了海关人员,迅速登上了一架私人飞机,连夜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随后马不停蹄再次登上一架Bombardier Challenger私人飞机,在12月30日傍晚赶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那等待他的是戈恩的妻子和家人,还有朋友和“祖国”。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营救计划,有外媒猜测该计划的组织者是戈恩的妻子,但其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营救计划,有外媒猜测该计划的组织者是戈恩的妻子,但其中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时间选在圣诞节假期期间,以保证警察和监视团队的相对放松;并借此节日为由,将一队特种部队乘员化装成乐队成员,还要保证其演奏能不引起怀疑;随后通过较大的乐器箱子将戈恩带出,选择偏远机场骗过海关人员;此外乔装打扮还不够,因为戈恩的三本护照(巴西、法国、黎巴嫩)都在其律师手中,还需要准备假护照蒙混过关。整个计划每一步都需要精心设计和准备,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出错,确保万无一失,环环相扣。

  并且,通过12月31日黎巴嫩外交部称“戈恩合法入境”的口吻来看,戈恩选择回到黎巴嫩,与黎巴嫩当局也不无关系。

  日本多家媒体第一时间谴责戈恩“逃跑是一种懦夫行为,是在蔑视日本的司法制度”,并且认为“戈恩已经失去了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同时指出他的辩护律师和移民局官员对此负有不可脱卸的责任。但无论如何,目前黎巴嫩与日本之间并无引渡条例,所以可以说戈恩现在已经“重获自由”。

  戈恩的“大逃亡”让日本司法和政府机构颜面扫地,一个正在保释期间的重要经济犯罪嫌疑人,竟然在重重监视之下,接连突破警察、海关等数道关卡逃往海外。甚至直到戈恩发布声明后,日本才意识到戈恩早已逃离日本。日本法务机构认为这会动摇出入境管理制度,将调查戈恩如何出国的原委。

  东京地方检察厅随后发布声明,已取消戈恩的保释,戈恩的15亿日元(约1亿人民币)保证金将被没收。但对于富裕的戈恩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呢?

  其律师团队对媒体说:“我们一直在为戈恩的无罪辩护作努力,如今这样,我们真的想问问他为何要这么做。”

  那么隐藏在这次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危险行动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戈恩认为必须铤而走险,逃出日本呢?

  戈恩的108天

  2018年11月19日,戈恩刚刚参加完法日商会成立100周年的商业峰会,下午4:35乘坐日产专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后,被等候多时的东京地方监察厅特搜部当场控制,理由是因涉嫌过少申报自身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同时戈恩的助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日产董事兼人力资源主管),在当天从美国飞回日本时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逮捕。

  此后,戈恩被拘留在东京看守所中仅有几平米的“监狱”中,根据日本的法律规定,在无需提起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嫌疑犯可被拘留长达23天。然而随后在12月10日,日产提供了众多指控材料,使得拘留再次延长10日且不可被保释,日产同时还控制了戈恩在里约热内卢、贝鲁特的财产。此时,戈恩的家人对此提出了诉讼,但未得到有效的回答。

  12月21日,日产再次提供了更多指控材料,使得原本当天可以被保释的戈恩再度被执行10~20的监禁,但这些材料无法证明凯利参与其中,所以凯利在12月25日被保释出狱。

  戈恩在2019年1月8日被捕后首次露面,他称自己无罪并针对主要指控内容发表了声明,并对“拒绝保释”提出上诉,甚至愿意以带上脚镣、手铐和以日产股票作为抵押换取保释资格。

  戈恩的监禁原本会在1月11日结束,但当天戈恩因为被指控两项新的罪名再次延长监禁事件。

  2019年1月14日,戈恩的妻子卡罗尔(Carole)向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写了一封信,抗议她丈夫在拘留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然而1月21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戈恩的上诉。在此期间,雷诺以及法国政府一直是站在戈恩身后的,称“在罪名正式成立之前,会保持对戈恩的信任”。但后来在内外部多方压力之下,1月24日戈恩同意辞去雷诺汽车CEO兼董事长。

  3月6日,戈恩获得东京法院批准得以保释,保释金为10亿日元(约6430万人民币),戈恩被严格控制自由,只能待在受24小时监控的房子,甚至无法访问互联网。后来在4月3日,戈恩通过手段在推特上发消息称“我准备讲出真相”,并决定将于4月11日举行会议。然而一天后,4月4日,刚被保释没多久的戈恩再次因新的证据和指控被捕,这已经是戈恩在11月19日以来,第四次被逮捕,他已经在那个不到5平米的“牢狱”中被关押了108天。

  4月9日,戈恩通过Youtube发布了一条视频,公开表示“这些所有的指控都是有偏见的,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利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塑造着我是贪婪者、独裁者的形象”。最终,日本法院在驳回了戈恩律师的上诉后,批准了对戈恩的拘留持续到4月22日,随后戈恩被释放,但仍处于极为严格的软禁状态,甚至无法与亲人接触。

  在此后,戈恩还经历了法国、美国等相关部门的调查。其中最为有意思的是,9月戈恩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由于被指控未能披露自己多出的薪酬,戈恩被罚100万美元,日产被罚1500万美元,凯利被罚10万美元,同时戈恩被美国禁止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级官员长达10年,凯利则被禁五年。

  直到戈恩上演“大逃亡”之前,他几乎都被软禁在东京的豪宅中不得自由,且因为涉及的证据材料庞大,所以戈恩一直未能得到正式的宣判。戈恩始终认为,他对于日产-雷诺-三菱的激进计划,使得日本对他个人非常不满,所以导致这一系列离谱的指控和“不公平待遇”,以及不让他有机会说出实情。除了他个人的收入“较高”之外,其余的财务问题都是单方面提出存在疑点,还无法确凿确定是戈恩“公报私囊”的行为。

  在19日新闻发布会中,日产当时CEO西川广人列举戈恩罪名时还算口齿伶俐,但当说到对戈恩的惩罚时,他的语速忽快忽慢,等到问答阶段,西川广人面对记者的问题,早已满头大汗。

  戈恩第一次被捕,实际上特搜部证据并不充分,并且当天被捕后在监察厅、日本法院还未发表任何言论时,日产的新闻发布会和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全部都以戈恩“有罪”论断。铺天盖地的媒体消息,让原本对戈恩就稍有“积怨”的日本民众,瞬间充满了对戈恩的仇恨。

  种种疑点,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戈恩招惹了众怒”。伯明翰商学院研究员戴维·贝利教授在采访中说:“无论戈恩是否有罪,他所谓的阴谋论,都存在极高的可信度。”

  戈恩到底惹了谁?

  20世纪末,日本三大车企之一日产,几乎濒临破产。

  1999年日产连续7年亏损,负债一度超过到2万亿日元(约1640亿人民币),而仅仅2年时间,2000年日产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而这背后,正是卡洛斯·戈恩的功劳。

  1999年3月,雷诺与日产结成联盟,雷诺出资50多亿美元收购了日产36.8%的股权,此后戈恩在保持雷诺的副总裁职位之外,还任职日产COO(6月)、董事长(2000年6月)和CEO(2001年6月)。1999年10月,刚任职日产COO的戈恩,宣布了“日产振兴计划”,并承诺将会在2000年实现盈利,在2002年底超过4.5%利润率,并且降低目前债务的一半。如果达不到目标,戈恩承诺将会自动辞职。

  此后,戈恩采用了在雷诺相同的激进整合手段,裁去了约21000名员工(占总员工数14%),关掉了5座日本工厂,供应商从1300家减少至600家左右,并且卖掉了与汽车不相关的产业(房地产股票、航天部门)。结果是降低了采购成本的20%(日本车企多采用供应商内购形式,所以议价能力很差,导致零部件成本较高),削减了20%的管理和销售成本,并且将工厂生产能力利用率从51%提高到了74%。

  伴随着日本人的阵痛,戈恩仅用了2年时间,日产从1999年亏损64亿美元,在2000年日产实现了27亿美元的盈利,力挽狂澜,让一家“垂死挣扎”的车企“重获新生”。

  2001年,走出“阴霾”的日产,购入15%雷诺股份,而此时雷诺也将日产股份提高至44%,而“麻烦”的根源从这里开始。

  雷诺-日产联盟中,雷诺持有日产约44%的投票权股份,而日产仅持有雷诺15%的股份,并没有投票权。戈恩在位期间,虽然“拯救”了日产公司,但一开始的“大刀阔斧”使得不少日本人怨声载道(裁员、供应商削减等),加之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本国公司一直被外国人掌握,且9名董事会成员中5位都是“戈恩派”,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感。

  长期的掌权,让戈恩在公司形成了近乎“独裁体制”,其危害也逐渐突显。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戈恩完全颠覆了曾经“倾听者”的形象,他说,雷诺“在一切(结论)都没有的讨论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而“老板必须有 100% 的行动自由,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 100% 的责任。我从不容忍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任何干涉。”

  其中最严重的是日产对于中国等国家“快攻”的成功和雷诺的衰败,除了欧洲市场之外,雷诺的市场“萧条”导致雷诺-日产联盟中日产的销量占到一半以上,曾经雷诺救下的濒临破产的日产已经是集团内部最大利润贡献者。

  戈恩当时设想将日产的模式复制到雷诺,但迫于法国政府是雷诺最大股东的“国有企业”原因,最终未能实现。另外他又通过各种方式,把日产的技术转移给雷诺,不仅如此,戈恩的设想是将雷诺-日产-三菱三家公司“完全合并”,成为能够实现极致“协同效益”的大集团公司。“汽车厂商能否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仍然取决于其规模。”戈恩曾如是说。

  类似的事情引起日产内部对戈恩的强烈不满。

  日产“谋求独立”的想法形成已久,“戈恩一直压抑着日产的话语权,但日方更希望日本人主导公司。”相关人员透露道。与此同时,民众隐患则是每个工作在日产、三菱的员工,每天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裁员,所以对于戈恩敌对的情绪日益强烈。

  2017年戈恩将CEO交给了西川广人,保留董事长职位,试图缓和这种情绪。但迎来的结果是,举报戈恩“贪污”的人,正是西川广人。

  一些知情人士披露过,戈恩曾计划对日产的管理层进行大范围改组,其中包括撤换当时的CEO西川广人,但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戈恩想对管理层进行洗牌的部分原因是他对西川广人领导下的业绩感到不满。在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本财年上半年,日产的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了17%。

  期间戈恩还严厉批评过西川广人对于当时“日产质检丑闻”的处理不当,严重影响了日产的盈利。英国《金融时报》曾揭露过一份日产2012年的雇佣协议以及彭博社透露的消息显示,西川广人甚至有“做局”的嫌疑。

  颇为嘲讽的是,今年9月西川广人因为“获得不正当报酬”从而引咎辞职,昔日的“反贪大将”如今自己却因为“贪污”离职。并且在西川任职期间,不仅进一步表现出了与雷诺之间的“不合”关系,还通过施压“搅黄”了雷诺与FCA合并一事。

  戈恩的未来

  戈恩对于日产的贡献数不胜数,无论是当年的“大刀阔斧”,还是很早就“孤注一掷”进入电动车市场,还是对多个品牌之间优势互补的“合纵连横”,抑或是当年到东风考察“当机立断”拍板进入中国市场。他在汽车业中的地位和日产的历史中,都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但这些事实都与他是否“贪污”并无关系,只不过在这件事中存在太多蹊跷,不得不令人质疑。

  特搜部的一贯做法就是不认罪就一直拘留。过去拘留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437天,铃木不认罪,但法院最后判其有罪。拘留厚生劳动省局长村木厚子164天,村木不认罪,检察官伪造了相关证据,一定要将其拿下,好在律师找出了破绽,村木确实无辜,最后才无罪释放。

  已经逃到黎巴嫩的戈恩对媒体说:“我并非想逃离法律,我只是从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中挣脱了出来。”

  事情的真相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戈恩此次上演“肖申克的救赎”,让笔者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为工厂做了巨大贡献,拯救了整个厂子,但最后因为类似的指控锒铛入狱,不过最后他用另一种方式重获了成功和尊重。

  不知道戈恩在获得自由之后,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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